中华文明转型为世界提供实践范式

中华文明三次大转型赋予了文明发展新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至少经过了三次大的转型，这些转型都改变了文明发展的方向，赋予了文明发展新的可能性。第一次大转型是秦灭六国之后，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的建立，文化由多元的诸子百家争鸣走向文化的大一统，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文化基本上奠定了由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模式。自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开始与中国儒家、道家融合，它由初期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至隋唐时期文化融合的高潮，儒释道文化最终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华文明的第三次大转型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融合。

尽管西方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借用过来，而是被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也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创新，它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并使之汇聚为一体，这种包容不是简单地混合，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时空和功能分区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互补的文化结构。此外，中华文化的创新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前期，中华文化以内源性的自我创新为主，而之后则以外源性的创新为主。其中，外源性创新更加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这种创新方式自儒释道文化融合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主导型创新模式，也是中华文明转型的一种范式。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以马、中、西融合的文明转型，都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外源性创新和内部自我创造的内源性创新结合进行文明的转型。

“中国梦”是中国向世界声明文化主体性的最强声音

从目前阶段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过去曾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现在则有种种迹象表明它逐步走向紧缩、保守和内敛，美国的川普现象、欧洲议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排斥等例子都说明西方文化日趋保守和内敛的特征。

反倒是中国则日益开放，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体系，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不仅包含了东方的智慧，还包含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性，一种明智的文明绝不会以“纯正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把外来文化拿过来，而是要把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之后方能为我所用，结合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和现代中、西、马文化融合的经验及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当然，文化融合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在融合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的主体性，避免把融合变成他者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向世界声明文化主体性的声音就如洪钟大吕，“中国梦”的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都是这强音中的音符。

中华文明的转型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范式

中华文明的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

从中华文明转型所蕴含的经历来看，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既复杂又有趣的“加减乘除”齐头并进的过程, 也是春蚕化蛹，生生不息的过程。从中国文明转型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寻求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调和传统与现代，取缔中心与边缘，融合自我与他者，形成一个全球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出包容、平等、和谐的世界安全、利益、命运、责任的共同体。

在交流互鉴中扩大文化“朋友圈”

通过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发扬光大，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欣赏我们的文化，吸收我们文化的养分。例如我国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和运作，就增强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交流和影响，在国际社会中扩大了我们的文化朋友圈和文化认同圈。十八大以来，我国正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引领文明交流互鉴，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圈和亚洲文明圈里后继有人，而且在国际社会也后继有人。同时，通过深入的文化交流和互鉴，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自身文化的问题与不足。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营养，才能促进自身文化的更新、完善与升华。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过程，是中华文化吸收其它文明营养、丰富完善、壮大自己文明体系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