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用“干预司法”抹黑合法的审判监督
中央联合调查组正式公布“凯奇莱案”相关调查结论，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此前，网上曾有人晒出法院相关领导批示内容，并据此作出“非法干预” “未审先定”等结论。此事虽已尘埃落定，但对于法院领导就此案听取汇报或作出批示，是否属于“非法干预”，确有必要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改革精神正本清源。这一话题涉及三个问题：“凯奇莱案”，法院院长、庭长（含副院长、副庭长，以下简称院庭长）能管吗？该管吗？相关行为是否妥当？
一、院庭长有没有权管“凯奇莱案”？
所谓“管案”，只是通俗说法，具体指院庭长对案件的审判监督管理行为。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1条规定，“人民法院院长负责本院全面工作，监督本院审判工作，管理本院行政事务。人民法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工作。”法官法第6条明确，“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除履行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审判监督管理职责。这也是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的权力来源。
有人提出，司法责任制改革后，院庭长只能从宏观层面进行审判监督管理，不应再监督个案。这种看法，其实是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误读。是的，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是“由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院庭长不再大包大揽、逐案审核签批、听取汇报。但撒手放权不代表放任不管，更不意味着不闻不问。司法责任制不管怎么改，最终目标都是要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不是片面追求所谓自主权。
总体上看，司法责任制既包括个体责任，也包括整体责任。院长对审判工作的一体监督，应当完整覆盖全院全员全流程，而不是“只看森林”或者“只看树木”。对具体个案存在的纪律作风、程序规范、法律适用问题，院庭长随时可以依职权提出纠正意见。
为确保特定类型个案的质量和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第24条规定，对“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复杂且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四类案件，院庭长可以进行个案监督。“凯奇莱案”作为一起历时12年的重大案件，案情疑难复杂，牵涉各方利益，关涉巨额国有资产，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显然符合“四类案件”情形，院庭长依法监督管理，理所应当、责无旁贷。
事实上，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正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细化上述“四类案件”的监管范围、发现机制和启动程序。承办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属于“四类案件”范围的，应当主动向庭长、分管副院长报告；审判长认为案件属于“四类案件”范围的，应当提醒承办法官将案件主动纳入监督管理；审判管理机构、监察部门等经审查发现案件属于“四类案件”范围的，应当及时报告院长。对于法官应当报告而未报告的，院长、庭长要求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而未提交的，审判管理系统应当自动预警，并提醒院长、庭长予以监督。
二、院庭长该不该管“凯奇莱案”？
明确院庭长有没有权管的问题，再谈该不该管。
首先，从司法职责上看，该案必须管。有责即有权，用权必担责。有了监督管理责任，如果不积极履职，就应依法问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第27条规定，院庭长若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最高法院院庭长对“凯奇莱案”进行监督管理，不仅不是什么插手干预案件，而是担当尽职的具体表现。
其次，从案件情况上看，该案也必须管。“凯奇莱案”标的额巨大，案情复杂，当事人不断举报，各方严重对立，地方政府也深度介入，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案件涉及探矿权合作开发、权利转让、行政许可等多层次复杂法律关系，属于典型疑难复杂案件，具有法律规则确立意义，判决一旦公布，即有可能成为相关领域标杆性案件，具有强烈示范效应，必须慎重对待。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在任何法院都应当列入重点监督范畴，院庭长如果不闻不问，将一切后果交给当事人和社会承担，不仅违反了司法责任制改革精神，也是玩忽职守、怠于尽责之举。
三、院庭长对“凯奇莱案”的监督行为是否妥当？
有权监督不代表越位滥权，院庭长依法监督个案，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符合改革文件要求。根据司法责任制相关文件，院庭长的监督方式包括：查阅卷宗；旁听庭审；查看案件流程情况；要求合议庭在指定期限内报告案件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提供类案裁判文书或者检索报告，等等。院庭长行使上述审判监督管理权时，应当在办案平台标注、全程留痕，对合议庭拟作出的裁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主审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不得强令合议庭接受自己意见或者直接改变独任法官、合议庭意见。
从中央联合调查组情况通报来看，在“凯奇莱案”中，相关领导查阅卷宗、听取汇报、审核文书等监督方式，完全符合司法责任制改革文件要求，并做到全程留痕。案件相关批示也主要针对处理流程和工作纪律，没有“越权越位”。也正因此为监督到位、审慎妥当，该案判决才最终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