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休息，我帮你盯一会儿”

“等疫情过去了，咱们在业务上好好交流一下。”这是天津市长泰监狱六监区监区长张治国对同事杜艳涛说过的一句话。去年5月，杜艳涛从部队转业到长泰监狱工作，是监管战线的一名“新兵”，他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这个时候有个经验丰富的同事带一带，对杜艳涛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

可张治国“失信”了，4月16日11时许，他在监区工作时，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3岁。

“我是党员，这个时候我上最合适”

1月26日，因疫情防控需要，天津监管改造系统启动“战时”机制，实行“战时”管理。那天，张治国值班结束，准备回家与家人团聚。接到集结令后，他主动请缨：“我是党员，又是监区长，还参加过非典防控工作，这个时候我上最合适。”

六监区教导员孙书山记得，张治国用电话向66岁的老母亲与同为监狱警察的妻子报了声平安，嘱咐了一下年幼的孩子，就义无反顾地返回监狱，成为天津监管改造系统第一批“逆行者”。

摆在张治国与同事面前的是巨大的困难：因执勤备班需要，监区内警力配置比平时紧张；疫情防控从什么地方抓起；警察与服刑人员两支队伍的管理如何安全运行。

一踏进监区，张治国就召集团队成员集思广益，目标只有一个——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实现监管工作安全高效运转。

3条工作主线逐渐清晰：合理调配警力，时刻关注疫情形势发展变化，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制定监区封闭管理、卫生消杀、分区域就餐等制度；全面开展防疫知识与心理疏导讲座，紧盯服刑人员的心理与行为变化。这些举措为后续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同一批进入六监区工作的团队成员，王奇的体会是压力骤增，“你得时刻绷紧弦，容不得半点闪失”。

他印象最深的是，每轮到张治国正常休息，第二天他准会早早起来，到监控室替换值夜班的同事。“你去休息，我帮你盯一会儿。”这是张治国在监区内最常说的一句话，为的是让同事有更多休整时间。

行胜于言。王奇认为，这种细微之处的人文关怀，在这个风雨无常的春天传递着持续的温暖。

“我多干一点儿，你们就能少干一点儿”

根据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规定，监狱干警每轮次勤务轮换，都要先在行政区进行14天隔离备勤，然后再进入监管区进行14天封闭执勤。3月22日，张治国与团队开始第2次勤务轮换。进入行政区备勤后，他见行政区警力紧张，就主动找到监狱领导，申请承担监狱大门的防疫管理工作。

于是，每天早上6点，张治国第一个到岗；下班后，他最后一个离开。这中间，他要对车辆、物资进行严格消毒杀菌，落实人员测温。

其中有两天，大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有同事劝他避一避风，消杀、测温程序可适当简化。“那不行，这是‘外防输入’的第一道防线，我得守好喽。”满身尘土的他回答。

4月5日，张治国带领团队再次进入监管区。从那天开始，监区内的安全消杀，背上设备的，一定会有他；每个监舍的安全检查，他要再把一次关。

王奇与杜艳涛曾多次劝他好好休息，“我多干一点儿，你们就能少干一点儿。”团队的协作、信任与配合在张治国的带动下，日渐默契。

在他的带领下，工作团队对服刑人员进行谈话超过400人次、体温监测超过6万人次，对涉黑涉恶、危险、重点等服刑人员进行教育转化30人次，及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有效确保了监管安全。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填”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填。”从警20多年，因工作需要，张治国曾先后在多个岗位历练过。“无论在哪儿，他都是一个任劳任怨的‘老黄牛’，而且还能干出彩来。”同事高爱臣评价说。高爱臣的观点在长泰监狱政治处主任刘岩、办公室主任夏斌那里得到印证。

刘岩回忆，1998年10月，组织上安排张治国担任钢管衬塑项目研发组的技术验证员。这项业务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挑战。他没有退缩，迅速搜集资料，从零起步，与同事一起开展项目试验攻关。两年后，钢管衬塑项目研发成功，并获得国家专利。

夏斌记得，2011年，新的监狱布局调整全面启动。张治国被抽调到基建办公室，负责新监狱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接到任务后，他一头扎进工地。1年多时间，他对项目中的每一个建筑参数、每一条线缆管件规格、每一个混凝土预制件尺寸都了如指掌。

2019年12月，因工作需要，张治国又一次转换角色，到六监区当监区长，与孙书山、杜艳涛、王奇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虽然时间很短，但杜艳涛说他们共处的时光值得怀念。他曾留意，张治国平时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4月15日晚上，他还一丝不苛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当天工作的开展情况：国家安全教育日服刑人员教育活动效果总结、第32个爱国卫生月部署、严管服刑人员思想转变情况、服刑人员慢性病用药情况、小刑期服刑人员出现改造投机取巧苗头……

4月15日，张治国的工作笔记定格。这一天，也成为天津监管改造系统干警珍藏于内心的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