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提篮桥监狱百年寻迹(第二部分)

七月流火,上海市长阳路147号的大街上散发着似火灼的炎热,提篮桥监狱森严的大门一如既往地紧闭着,四周灰黑色的围墙很高,顶端布满高压电线。

黑色大门缓缓打开,百年提篮桥、百年监狱史,不知里面藏着多少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的“红黑故事”……《法制日报》记者跟随民警的脚步寻迹其中。

邹容出狱前神秘死亡

提篮桥监狱的历史,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到来而开始的。1895年,英国租界官员上交提案,拟建监狱,1901年,工程正式开工,1903年提篮桥监狱投入使用。

同行的民警告诉记者,整个建筑群是经过不同时期发展和扩建的,其中有的已历经百余年,功能完好。

这里的故事,要从115年前的“苏报案”说起,1903年,这里迎来了两位特殊的“犯人”,他们就是章太炎和邹容,是当时轰动整个中国的“苏报案”的两位主角。

1903年,邹容撰写了近2万字的雄文《革命军》,并发表在《苏报》上,章太炎为这篇文章作序。此文一经刊发,立即激荡起反帝爱国思想在中华大地迅速蔓延,令当时腐败不堪、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愤怒不已。

时隔不久,章太炎又提笔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这对于清廷来说,无疑又是当头一棒。慈禧太后终于忍无可忍,决定痛下杀手。

章太炎和邹容被捕入狱,就被关押在新建不久的提篮桥监狱。最终,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

章太炎本就是社会知名度很高的爱国志士,在此前因撰写进步文章多次被捕入狱,此次被囚提篮桥,对章而言并不算什么。

邹容原本就羸弱多病,在狱中,章太炎见邹容日渐形容枯槁,便向监狱提出抗议。此时,高墙之外的民众也时刻关注着章、邹二人的命运,英租界当局对此不敢轻举妄动。

眼看着邹容的身体越来越支持不住了,英租界当局终于同意他保释出狱,然而,就在出狱的前一天,邹容却神秘地死在狱中,年仅20岁。

记者在提篮桥监狱的陈列馆里看到了他的照片和生平介绍。“邹容,生于1885年,卒于1905年……”

邹容死后的数十年间,提篮桥监狱还关押过无数爱国人士和仁人志士,他们或盛名在外,或默默无闻,但他们有着同样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热血,他们的故事最终成就了一部“提篮桥监狱革命史”。

最后一任典狱长被策反

提篮桥监狱灰黑色的建筑群古朴而神秘,即使在耀眼的阳光下,也是显得有些暗淡阴冷。

漫步其中,突然一抹白色出现在记者眼前,它被镶嵌在绿色的松柏之中,这是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等字样。

“内容介绍总共21个字”,同行的民警告诉记者,“字数虽少,但却是用数万万同胞的性命换来的；介绍虽短,却显示出抗日战争胜利之伟大。”

抗战时期,提篮桥监狱曾是日本侵略者的盘踞地,当时这里被改名为“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专门关押抗战志士。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关押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上海提篮桥监狱志》记载,当时日军为了守住华东地区,专门从提篮桥监狱调出年轻力壮的犯人,押往浙江嵊泗修建军事基地。直至军事基地修建完工,日军先后从提篮桥监狱共抽调2000名犯人,最终生还者仅600人左右。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了提篮桥监狱,并关押、审判了数百名日本战犯,其中包括策划、指挥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乙级战犯谷寿夫。

这里不仅见证了整个抗日战争,也目睹了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上海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任命的最后一名典狱长被成功策反,成为上海胜利解放的助力者。

他叫王慕曾,记者在监狱陈列馆的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此人很清瘦,看长相并非什么大人物。但他的事迹是不容磨灭的,当时,正是他的存在,才保证了50名被囚禁政治犯的生命安全。

王慕曾被任命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蒋介石早已做好撤退台湾的所有准备,王慕曾到任后第三天就接到命令,要转移200多名犯人,其中包括这50名政治犯,他心里非常清楚,所谓“转移”,其实就是要处决这批人。

而此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启动了营救行动,经考虑再三,最后选择了策反王慕曾的方案,王慕曾被成功策反。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50名政治犯的安全。

没过多久,王慕曾又接到了转移犯人的命令,他借口对方手续不全、直属部门不同,拒绝了警察局的提押要求,保住了50名政治犯的性命。

不仅如此,王慕曾还下令改善他们的伙食,增加监区的自由活动。正是这些努力,在提篮桥监狱被我党接管后,50名政治犯安全出狱。

陈璧君被成功改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头号汉奸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被国民政府以“同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后陈璧君就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最终成功实现“政治改造”。

昔日关押陈璧君的监室如今已经成为上海监狱陈列馆的一部分,记者看到,监室里面设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还有一个比较显眼的抽水马桶。尽管设施简陋,但还是能感觉到当年关押她的条件相比其他服刑人员已经优越了不少。

“汪先生离开了陈璧君干不了大事”,这句话在当时是众所皆知的,可见陈璧君性格之强势。她认定汪伪政权失败是“成王败寇”而不服判决,其思想是很难做通并改造的。

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璧君从苏州监狱转到了提篮桥监狱,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提篮桥监狱的10年中,原本顽固不化的陈璧君得到彻底地改头换面。

陈璧君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初到提篮桥监狱,管教民警在生活方面给予诸多照顾。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管教民警还定期给她送去报刊和书籍,给她以精神上的慰藉。10年间的日积月累,陈璧君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正义与善良。

在1955年的一篇思想汇报中,她写道:“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的事。后来见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更加心悦诚服了。”

其实在提篮桥监狱的历史上,像她这样得到成功改造,尤其是完成政治改造的历史罪人还有很多。他们中有汉奸、有特务、还有卖国者等等。在构建“五大改造”新格局的今天,政治改造被列为首位,而提篮桥监狱的在这方面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实践是可圈可点的,其积累的经验是值得总结和推广的。

艺术矫治走过不凡路

对于提篮桥监狱这座古老的建筑群来说,新岸礼堂应该是“新生儿”,它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这座外表极其朴素的建筑物,却见证了提篮桥监狱延续25年的艺术矫治之路。

早在1983年,提篮桥监狱就提出了用艺术和文化去改造和矫治服刑人员,并成立了“新岸艺术团”。

上世纪80年代,一些文艺界人士因犯罪入狱,后被集中关押在这里,他们之中有的以前是诗人、教授,还有的以前是音乐家和演员。提篮桥监狱引导这些“文艺分子”顺势而为,并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矫治模式。

1988年,时任监狱长的刘云耕对艺术矫治的内涵和外延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延伸,诗歌、美术、读书等矫治方式一一被纳入其中。歌曲、戏曲、器乐演奏等培训活动时时举行,服刑人员在提高艺术修为的同时,他们缺位或错位的“三观”也得到矫治,甚至有一些服刑人员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将自己的犯罪经历编成完整的节目,给其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一时间新岸艺术团名声雀跃,吸引了高墙外诸多艺术家和志愿者的目光。著名作家余秋雨,著名指挥家司徒汉、陈燮阳,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杨飞飞等多名艺术家都曾走进提篮桥,观看表演,指导授艺,使这里的艺术矫治更富张力。

“习美”艺术展览是提篮桥监狱另一项文化成果。自1983年起,提篮桥监狱每年都会举办服刑人员“习美”艺术展。展厅里浅灰色隔板和立架上摆满了书画、篆刻、雕塑以及其他各种手工艺作品,很难想象,这些艺术作品都出自服刑人员之手。

“璀璨的群星/点亮了暗淡的眼神/紧张地寻找/那属于我的启明星/它赐我的生命之光/滋润了枯萎的心/簇拥的人群/捎来温馨胸襟/心中疑云慢慢退散/灼人的启明星/亲人的眼睛”

翻开《新荷》诗集,记者看到了一首名叫《亲人的眼睛》的诗。民警告诉记者,当时时逢中秋,这名服刑人员因思念妻子,提笔写下了这首诗歌。

有人说,提篮桥监狱是上海监狱的“摇篮”,的确,几十年来,从这里“分家”出去的有未成年人管教所、新收犯监狱,还有女子监狱等等,伴随着这些“孩子”的离开,提篮桥监狱特有的监狱文化和优良传统得到“一脉相承”和发扬光大。

高墙外车流如织,一片喧嚣,高墙内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115年来,就是在这份平静中发生诸多惊天动地的故事,它的一砖一瓦都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后它还将书写辉煌,为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